这个说法是很早时候在部队采访期间听说的真实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有些半信半疑。到真实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了日本以后，有意无意间看些资料，才发现这并非虚构，这名日本记者，就是《赤旗报》驻河内的特派员高野功。一九七九年三月七日，获悉中国军队已经撤离谅山，急于掌握第一手新闻材料的高野功匆忙在越南外交部人员的陪同下赶入城中，不幸的是仓促间高野一行错误地乘坐真实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了越军的军用吉普车，结果被担任掩护的中国军队误认而遭到猛烈射击，吉普车被击中翻车起火，高野当场中弹死亡。同时进入谅山的另一名日本记者，《朝日新闻》的特派员井川优，也因为犯了同样的错误遭到中国军队迫击炮的轰击，所幸井川及时亮出身份，才避免了误伤。
赤旗报记者高野功这似乎也是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唯一死亡的第三方外国记者。在日本察看文献才发现，高野功其人还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而且是一个相当有名望的左翼作家。高野功，一九四三年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日本共产党党员，先后在《每日新闻》和《赤旗》担任记者，1978年，因为他熟悉越南语，被《赤旗》派遣前往越南首都河内担任特派员。他翻译的越南战争期间的文学作品，如《白衣》，《守望妈妈》等至今在书店中依然可以买到。
说起来，《赤旗》是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日共机关报的记者死于同样由共产党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手，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不过，日本共产党在这次战争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日本共产党当时的路线与奉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格格不入，而是牢牢遵循原苏联的思想和经济路线，所以，在七九年中越之战爆发后，日本共产党和它所属的《赤旗》就毫无悬念的站在了越南一方。也正是因为如此，除了苏联和其卫星国以外，能够在当时对外国新闻记者视若洪水的河内保留正式新闻机关的报社，只有日本的《赤旗》。这样，高野才有机会前往谅山前线。
《赤旗》后来发表的专题 -- 《三月七日，谅山》，让真实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还原高野功死亡的前后经过。
当时《赤旗》的河内分社，地点在河内旧托尼亚特饭店，中越开战的时候里面还有几名其他记者，如朝日新闻的石川文洋（当时在越南的唯一摄影记者）和井川优，日本电波的本多胜一等，这些人本来并非为报道战争而来，而是和茨城大学的历史教授吉泽南等人一起来此参加吉川宏文馆在越南组织的合作纪念活动 -- 《越南战争 – 人民的战场》，正在筹备中，战争就打响了。
高野功当时和太太高野美智子一起住在河内，听到开战消息，立刻四处奔走，不断向国内传递最新战报，中国军队攻占老街的消息，最早就是高野传到日本的。由于消息渠道有限，连当时日本国会讨论中越战争问题，都经常引用高野的报道。
不过高野并不满足，他开始不断向越南政府提出上前线采访的要求。有人说日本人有一个优点就是敬业，这倒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至少，日本的战地记者在这方面可称优秀。中国的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就曾和日本共同社记者大河原一起冒死采访过巴勒斯坦人的暴动，要看看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练的龟息大法，倒是这些记者更继承了些武士道的猛劲儿。最初的几天，越方拒绝了高野的要求，但经不住高野拿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大帽子来压，恰好谅山守军，越南王牌军金星师似乎还很争气，竟在中国军队围攻下坚守了十来天，战线相当稳定。看到如此情况，越南外交部就批准了高野到谅山采访的要求，并派了四名外交部官员陪同前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