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英文《当代中国》双月刊主编赵穗生访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美国系列”第十九场活动中发表题为“中美大国竞争，从特朗普1.0到2.0”的公开演讲，并就该主题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展开对话。
赵穗生在演讲中指出，许多原本押注特朗普会延续第一任期强硬对华政策的美国极端鹰派人士大失所望，因为特朗普2.0的意识形态取向已完全转向“对内”，他的主要敌人变成了民主党人，乃至移民、同性群体及欧洲的人权派，而非中国或俄罗斯。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的战略思维更接近于一种“大国合作（Great Power Coalition）而非“大国竞争”，并削减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之音等传统对外宣传与民主推广工具的经费。
在地缘政治层面，特朗普在南海问题上几乎没有批评中国，对菲律宾等盟友的安全关切也显得冷淡；在台湾问题上，他将台湾地区视作与中国交易的筹码，不愿为其承担安全义务，甚至为避免破坏与中国的峰会安排，直接拒绝台湾地区领导人和“防长”的过境或访问。这一系列做法凸显出特朗普2.0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向，其核心逻辑是以交易换取大国合作，而非意识形态对抗。
赵穗生认为，特朗普1.0时期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战略是错误的、不可持续的，既低估了中国经济韧性与治理稳定性，又高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导致美国对华政策过度反应（overreaction）。这一战略引发了本可避免的冲突风险，激化了美国的反华效应，并加剧了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结果对美国自身并无裨益。而特朗普2.0的政策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转向务实贸易谈判、寻求协商妥协，也让中美进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说的“战略稳定期”，双方博弈陷入“僵局”。
在对话环节，赵穗生认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对中国反而起到了“觉醒”的作用，使中国不再对美国抱有幻想，并主动加快了对长期遏制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三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科技领域加快自立更生，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方面追赶甚至可能超越美国；二是贸易多元化，减少对美依赖；三是逐渐找到美国的“命门”，在稀土、电子产品等关键环节形成对美反制能力。这样一种消长态势让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相持期”。但他同时提醒，从中长期看，美国一旦动员起来、加强产业政策并向中国学习，也可能迅速追赶，因此，到2035年或更远的未来，中美博弈的走向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王文认为，特朗普当政的一项“贡献”是推动了中美双方的心理变化。对美国而言，他在第一任期发动了全面的对华竞争，使共和党和民主党逐渐形成对华共识；对中国而言，他则加速了中国社会对美国的“祛魅”，无论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社会治理，还是对人工智能优势的认知，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崇拜和依赖，而是逐渐形成更平视的心态。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2.0时期的“战略稳定期”（亦可称“战略相持期”）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机会，未来双方将在不同领域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他表示，中国也要戒骄戒躁，中国和美国当前都没有实力“打倒”对方。谈及中美基础建设情况，他强调，中国人不能低估美国基础设施的更新进程。
在互动环节，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在三个维度分析了当前的中美关系。首先，在技术维度上，中美已经从依赖走向对抗，中国被迫发展本国的原创体系，在AI等领域形成与美国的对峙格局；其次，在资本维度上，美正试图通过数字货币（如稳定币）与债务延期等手段构建新一轮的金融霸权机制，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最后，在国内治理/制度维度上，中美竞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美国封建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反映出双方在国内政治形态与全球治理理念方面的分歧。
来源：长安街知事
记者：刘晓琰
内容来源于 联合早报中文网首页 网友投稿 |
